《紅樓夢》中的蘇繡“慧紋”與美食“茄鲞”并稱雙璧。但是，“慧紋”畢竟只是紙上描述。近日所見四條屏湘繡精品，可能為近代制作，讓我想起了“慧紋”。其中除了本土花鳥，還包括海外風物。
《紅樓夢》第五十三回“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”提到，賈母的珍藏品中有十六幅“嵌著大紅紗透繡花卉并草字詩詞”的瓔珞。賈母見多識廣，品位高雅，她收藏的“霞影紗”，連出自“專管各國進朝貢奉”的王家的王熙鳳都沒見過。賈母欣賞音樂，要求“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，借著水音更好聽”。她帶著家人中秋賞月時吩咐，“如此好月，不可不聞笛”。因此，她所鐘愛的這幅瓔珞更是迥非凡品。“原來繡這瓔珞的也是個姑蘇女子，名喚慧娘。因他亦是書香宦門之家，他原精于書畫，不過偶然繡一兩件針線作耍，并非市賣之物……他不仗此技獲利，所以天下雖知，得者甚少，凡世宦富貴之家，無此物者甚多，當今便稱為‘慧繡’。竟有世俗射利者，近日仿其針跡，愚人獲利。偏這慧娘命夭，十八歲便死了，如今竟不能再得一件的了。凡所有之家，縱有一兩件，皆珍藏不用。”學識文才皆高的翰林學士們甚至覺得，“慧繡”不足以道其精絕，因此特意命名為“紋”：“有那一干翰林文魔先生們，因深惜‘慧繡’之佳，便說這‘繡’字不能盡其妙，這樣筆跡說一‘繡’字，反似乎唐突了，便大家商議了，將‘繡’字便隱去，換了一個‘紋’字，所以如今都稱為‘慧紋’。若有一件真‘慧紋’之物，價則無限。”
這四條屏湘繡將中國傳統(tǒng)的繪畫、刺繡、詩詞、書法、金石藝術融為一體。每幅都是精心搭配的花鳥圖，之間形成呼應，上面所繡詩句也并非拾人牙慧，而是緊扣畫意獨創(chuàng)。四條屏未標次序，然而，根據(jù)鳳為皇后專屬，明清文官補子一品為仙鶴，三品為孔雀，似可將其以鳳凰、仙鶴、孔雀、雄鷹為序。第一幅為鳳凰與牡丹：“彩鳳雙棲夸艷福 名花競放喜連枝”，此詩雖表面未寫牡丹，實際上用的卻是李白詩句的典故。《楊妃外傳》稱：“開元中，禁中初重木芍藥，即今牡丹也。得數(shù)本紅紫、淺紅、通白者，上移植于興慶池東沉香亭前。”唐明皇命李白賦詩稱贊楊貴妃之美，李白寫下著名的三首《清平調》，其中之一分別以“名花”和“傾國”代稱牡丹和楊貴妃，“名花傾國兩相歡，常得君王帶笑看。解釋春風無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闌干。”第二幅為仙鶴與月季：“鶴舞青松同不老 花榮四季得春長”。其中以“四季”點月季，又與“吉”諧音，而且仙鶴長壽，月季長春，可謂相得益彰。第三幅為孔雀與大麗花：“菊迎九秋花更麗 文呈五色雀屏開”。此詩用的是唐高祖李淵“雀屏中選”的典故，竇毅命求婚者每人射兩箭，誰能射中屏上孔雀雙眼，就把女兒許配給誰。《舊唐書·高祖竇皇后傳》：“乃于門屏畫二孔雀，諸公子有求婚者，輒與兩箭射之，潛約中目者許之。前后數(shù)十輩莫能中。高祖后至，兩發(fā)各中一目。”第四幅為雄鷹與凌霄：“雄鷹得意沖霄漢 浩氣凌空展壯猷”，其中用嵌字格嵌入“凌霄”，又與雄鷹搏擊長空，氣沖霄漢相輔相成。每幅題詩后用印章形式繡“湘繡”作為落款。
《紅樓夢》“慧紋”所繡為草書，四幅湘繡所繡詩句為行書。“慧紋”優(yōu)長之處在于“每一枝花側皆用古人題此花之舊句，或詩詞歌賦不一，皆用黑絨繡出草字來，且字跡勾踢、轉折、輕重、連斷皆與筆草無異，亦不比市繡字跡板強可恨。”此湘繡也繡得勾踢、轉折、輕重、連斷都和書寫一般。“慧紋”的主人慧娘本身精于書畫，而此湘繡的繡娘不知來歷；從“大紅紗透繡”判斷，“慧紋”為雙面繡，而此湘繡為單面繡。從刺繡工藝上看，此湘繡不如“慧紋”，但是，“慧紋”只繡了折枝花卉，湘繡還繡有珍禽；“慧紋”上的詩詞是古人舊句，湘繡上的詩句是扣合畫意的原創(chuàng)。
該四條屏繡品還體現(xiàn)了中西交匯的特點。其中既有中國傳統(tǒng)花鳥，又有來自海外的珍禽異卉。花卉之中，第一、二、四幅的牡丹、月季、凌霄都產(chǎn)自中國本土。漢代即有牡丹之名。北宋名儒周敦頤“牡丹，花之富貴者也”的說法幾乎成為定論。在吉祥畫中，常用牡丹喻富貴。月季也起源于中國，因春夏秋冬開花不斷故得名“四季花”。凌霄花更是在《詩經(jīng)》中就已經(jīng)被詠入歌，“苕之華，蕓其黃矣”“苕之華，其葉青青”。
然而，第三幅中的花卉卻原產(chǎn)墨西哥，后來相繼引種至世界各地，于19世紀末進入我國。它是菊科大麗花屬植物，別名“大麗菊”“地瓜花”，國人在引進時取名“大麗花”，既諧音“大利”，又概言其品種繁多，艷麗多姿。因此，這四條屏繡品在詩中巧妙地嵌入了四個花名“名花（牡丹）”“四季（月季）”“麗菊”和“凌霄”，和四禽構成了富貴長春、吉利凌云的佳讖。
第三幅中的珍禽孔雀也來自域外。初聽令人不解，孔雀不是源于中國本土嗎？東漢楊孚《異物志》中即記載：“孔雀，其大如大雁而足高。毛皆有斑紋彩，捕而蓄之，拍手即舞。”唐代韓愈《孔雀》詩描述：“翠角高獨聳，金華煥相差。”然而，中國獨有品種是“綠孔雀”，從宋到清繪畫中一般所表現(xiàn)的都是綠孔雀，如北宋崔白《枇杷孔雀圖軸》、晚清吳昌碩《芍藥孔雀圖》、晚清任伯年《牡丹孔雀圖》等。偶然繪制“藍孔雀”還是因其罕見，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）六月，哈密進貢孔雀，乾隆帝命畫家繪之，并作《孔雀開屏》御制詩題上，七月十二日《活計檔·如意館》記錄：“著郎世寧畫開屏孔雀大畫一軸，補景著方棕、金廷標合筆，用白絹。”該《孔雀開屏圖》長328厘米，寬282厘米，現(xiàn)藏臺北故宮博物院，畫的就是尾屏一開一斂的兩只藍孔雀。
綠孔雀和藍孔雀差異巨大，在珍稀程度上，綠孔雀是中國的原生孔雀，明清三品文官官袍上的補子是綠孔雀，清代官帽上的花翎也來自綠孔雀。但它現(xiàn)在僅存于云南省，種群數(shù)量不足500只，2009年被世界自然保護聯(lián)盟（IUCN）列為全球性瀕危（EN）物種，在《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(mào)易公約》（CITES）中被列入附錄Ⅱ，是我國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和極度瀕危物種，比大熊貓還要稀少。藍孔雀又名印度孔雀，主要分布在印度和斯里蘭卡，大約在漢晉之際傳入我國西域，數(shù)量眾多，《魏書》載：“土多孔雀，群飛山谷間，人取養(yǎng)而食之，孳乳如雞鶩。其王家恒有千余只云。”藍孔雀種群數(shù)量穩(wěn)定，被評為“無危”物種。
兩者在外貌上也有較大差異。綠孔雀是體型最大的雉科動物，鳴聲高而洪亮，羽冠為緊密高挺的簇狀，臉頰為鮮黃色，胸頸部的羽毛呈魚鱗狀故又稱“龍鳥”，毛色為金屬綠色，雌鳥除了沒有華麗的尾屏外，其余各處幾乎和雄鳥一樣華麗。藍孔雀體型相對矮小，叫聲似老鴉，羽冠為散開的扇狀，臉頰為白色，胸頸部的羽毛呈絲狀，毛色為金屬藍色，雌鳥全身灰褐色。
第三幅繡品的特殊之處在于，它繡的是一只混血孔雀。冠、胸頸為藍孔雀，翅、屏為綠孔雀，為何會如此？因為綠孔雀和藍孔雀雖然外形、性情相差巨大，但沒有生殖隔離，兩者生下的后代也有生育能力。二十世紀上半葉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斯伯丁夫人（Mrs Spalding）首次嘗試將藍綠兩種孔雀雜交，所得混血種因之得名為“斯伯丁孔雀”（Spalding peafowl）。
該繡品可能誕生于何時？其中的大麗花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我國廣泛種植；“斯伯丁孔雀”的創(chuàng)造者斯伯丁夫人的生卒年是1882—1959；第一幅題詩“彩鳳雙棲夸艷福 名花競放喜連枝”。如果按照現(xiàn)代漢語，“福”也是平聲，似乎平仄失對了，但“福”實際上是入聲字，因此平仄無差。然而，1913年由讀音統(tǒng)一會審定，1919年以《?國音字典》的形式正式公布的老國音，在1932年被?新國音取代，標志著入聲在標準語中的消失。
綜合來看，該繡品大約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問世。“湘繡”作為中國四大名繡之一，在這個時期正處于鼎盛期。1935年，《西湖博覽會總報告書》“繡品”一節(jié)中，湘繡就占了一半的篇幅。湖南并非沿海地區(qū)，卻在繡品中表現(xiàn)了海外珍禽名花，既可見中西交流的繁盛，更說明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開放包容和日新又新。
